胡守文-青年文摘-中國青年出版總社社長介紹

個人簡介：

姓　名：胡守文

性  別：男

出生年月：1951年12月

政治面貌：中共黨員

職　務：社長

供職機構：中國青年出版總社

人物小結：

胡守文，山西定襄縣人。1978年6月至1982年7月在山西大學省委黨校大學本科班哲學專業學習。入學前系定襄縣委通訊組干事；畢業后分配到中國青年出版社，先后任總編室副主任、主任，副總編兼《青年文摘》主編，1993年任中國青年出版社黨組書記兼社長，編審職稱，現為共青團中央委員，同時任全國青年編輯研究會主任，全國應用哲學研究會副主任，全國青年讀物研究會主任，中國青年研究會理事。主編《青春黑匣子》、《童星與家庭》等叢書，發表論文多篇。1984年被《光明日報》報道為"勤勤懇懇的好編輯"，同年被中央六部委聯合授予優秀青年編輯稱號。

胡守文社長熱愛藝術，十分強調出版中的美學追求，認為圖書裝幀是對文字的再創作和提升。他曾在青年出版社組織實施了出版社美術編輯組建個人工作室的制度和辦法，并將之推向社會和市場。

工作經歷：

1986年至1993年，擔任中國青年出版社副總編輯，兼《青年文摘》雜志主編

1993年至今擔任中國青年出版社社長

1999年至2001年兼任《青年文摘》雜志主編現為《青年文摘》雜志社編委會主任

中國青年出版社年出新書400余種，再版書300余種，出版雜志5種，計有《青年文摘》、《青年文摘.人物版》、《虹》、《青年文學》、《青年心理》

今年榮獲了2012中國出版最高獎: 韜奮獎。

擔任社會職務：

中國編輯學會常務副會長

中國國際合作出版促進會副主席

北京印刷學院出版專業兼職教授

山西師范大學出版專業兼職教授

胡守文：迎戰新媒體

美國《在線》雜志對新媒體的定義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出版。前一個“所有人”，我認為意味著傳統出版的門檻被拆掉了。新媒體出版不需要經過出版社的編輯程序審批，轉而依托社會網民來解決問題，所有人都有了成為出版人的可能。這種可能需要依托數字技術、網絡技術和移動技術三者的結合，需要依靠搜索和關鍵詞的介入。傳統出版人變成了“所有人”的一個組成部分，從而也就消解著自身編輯的身份。

后一個“所有人”意味著，每個人既是內容的生產者，又是內容的消費者。在新媒體面前，“我為人人，人人為我”。這樣一種出版的泛化，或者泛出版化，使新媒體成為最大眾化的輿論攻擊手，席卷了精英和草根，其社會學意義遠遠超過了傳統出版的范疇。

由于新媒體需要借助網絡技術、數字技術和渠道技術的結合，需要閱讀器、IPAD、手機等終端設備，因此新媒體引領網絡技術和材料的變革，堪比史上的四大發明，它帶來全新的閱讀方式、全新的文化消費方式，必將引來一場全新的社會生活方式的變革。

就行業來說，新媒體首先帶給我們生存的危機感和激烈的爭論。但是歷史告訴我們，特別是中國的圖書發展史，從竹木簡到各種形態的線裝書再到今天的現代書裝，這是一部書籍形態隨時應變的歷史，也是中國文化人從古到今隨時善變的歷史。在新媒體面前，我相信傳統紙書一定會找到自己全新的表現方式。

其次，新媒體豐富了閱讀的原有定義，改變著整個出版的生態，閱讀器和新媒體毫無疑問將會成為未來人類社會生活的必需品。

第三，新媒體基本顯現了未來數字出版產品的形態，大致是三個：第一，傳統的文章和文庫式的產品，第二是多媒體互動式的產品，第三是基于數據庫的條目、檢索式的產品。

第四，傳統出版社再定位的問題，我想提到四個現象，一是盛大模式，一是中文在線，一是微博的形態，一是手機閱讀。盛大文學今天的經營狀況不是我們討論的內容，但陳天橋創造了一種全新的出版產業模式。盛大宣稱它可以為讀者圓兩個夢：一個是當作家的夢，一個是當富翁的夢，然后把這個權利交給了網民，靠點擊數來選擇，達到一定數量，和你簽約，和你分賬。陳天橋以這樣一種讓我們非常陌生的方式悄然進入了出版領域，成為產業革命者。

第二個，中文在線。若干年以前，中文在線以非常恭謙的姿態從出版社轉簽圖書數字版權，然后它就轉而直接找作家去簽未來出版物的版權，又簽全媒體的版權，現在中文在線也進入到了中國移動出版基地的產品制造層面，有出版社申報要在移動上線的產品，由他來選擇。

第三是微博的形態。以新浪微博為代表的新興博客，140個字的限定，借助斯坦利的六度分隔理論，成為功能極其強大的人際社交工具，使人們在不必相互贊同的情況下體驗到一種共同感，這種共同感可造成一種強大的輿論磁場。它的迅速放大功能，是包括圖書在內的其他媒體無法比擬的。

其四，手機閱讀。由于手機屏幕的規定性，這種閱讀主要是對垃圾和碎片時間的利用，便利和貼身，帶有較多的娛樂和消遣性，但它對社會底層讀者的統籌和號召力，怎么估計都不會過分。

面對如此的文明變革，傳統出版社下一步應該怎么去做？我想我們應該大力提倡一種出版再造的精神，以適應閱讀文明創新的現實。

第一，新媒體把資源放大，把世界變小。中國出版界需要用一種大格局的心懷來布局產業發展。平臺的各自為政和資源的各自為政都會在事實上成為發展的阻礙因素。中國出版具有強大的行政統攝力，出版業在嚴峻的挑戰面前應該抱團取暖，一個大的轉型媒體平臺是有可能的。

第二，新媒體帶動起了最大多數的讀者群，類型讀者由此出現，也決定了類型出版的必然。類型出版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為不同層次的讀者出版，一是不同學科和主題的出版。出版社的出版特色將成為立社之本，差異性競爭決定未來，出版社如此，集團也是如此。

第三，出版社過去的一整套編輯程序有可能被顛覆，以不同出版主題區隔的編輯部有可能向以主題建立內容數據庫的方向調整。編輯未來的工作也許主要的不是面對書稿，而是面對相對數據的組織、調動、編排，出版的程序會反轉，先線上，后線下。

第四，新媒體即意味著全媒體的出版，全媒體要求全版權的取得。在出版社為中國移動提供的上線產品當中，大約只有20%的作品有數字版權的授權，作者給出版社授權紙質版權，不授權數字版權，而且授權時間越來越短，兩年內就要轉移、要改嫁，特別是我們的品牌、大牌作家，幾乎無一例外是這樣。版權的游移會嚴重影響中國出版業新媒體的發展，所以，無論從版權管理部門還是我們出版社都要想辦法變通，要像當年支持文摘類雜志蓬勃發展一樣，要出版新的政策，要扶持，要從產業發展的高度來布局。

第五，新媒體不光是匯聚海量的信息，同時也需要海量的策劃來支撐，因此開放和建立出版社強大的情報系統迫在眉睫，延長我們的手背和擴充我們的大腦，拋棄過往我們依賴經驗制定和選擇出書計劃的陳舊做法，建立一套科學理性的選題決策機制和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