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鈞德-上海界龍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介紹

費鈞德:屹立在世界東方

幾十年了，從創業之初到現在，甚至是從小到大，熟悉我的人都會說我的脾氣很耿，就是做一件事情一做就做到底，不轉彎。我自己回想和分析過自己，確實很耿，認準的事情，就是要做到底，就是要做好。當然，關鍵是要認準了。我一生中最值得自己驕傲的是，我認準了自己，認準了界龍村，認準了社會，所以才會從一個“成分高”的窮孩子，成為一個創業者；要不是有耿脾氣，我也早就吃老米飯了。

“開關廠”：沒有關住我的心，而是開啟了一扇門

現在一些媒體在報道界龍的時候，都贊揚我們的創業是走在改革開放的前沿，實際上我們界龍創業從1968年就開始了。
　　1962年，是我青年時代最滿懷憧憬的一年，也是我最失落的一年。在農村讀高中很了不起，也是唯一一條可以考大學脫離農村的道路；我當然向往脫離農村戶口。我要考高中了，最后認為一是因為家庭成分是富農，考不上高中的；二是因為家里窮，也交不起學費，沒有助學金。在當時，老母親說你就回鄉種田吧！所以我拿到初中畢業文憑后，就回鄉種田了，也沒去考高中。

班主任老師當時找我說，你成績前十名的，為什么不考高中呢？我講了這些原因后，老師說：“那也好，你去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去”。我很崇拜我的中學老師說的一句話：中國的出路是農民走向城市，工人代替農民。放棄了考高中，就等于是一生一世做農民。

我回到界龍種田，開始了一個傳統農民的生活。雖然并不安分，但是農活我樣樣干得出色，我肯吃苦是出了名的。讓我想不通的是，做學生的時候，只要努力勤奮，成績就好；回家當了農民，我起早貪黑地做，為什么還吃不飽穿不暖？農民的出路在哪里？

界龍窮得叮當響，尤其是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真是吃不飽穿不暖，家里經常揭不開鍋。1961年，我的父親就是因為饑餓吃了太多的草根造成腸阻梗而去世，才49歲。

當了6年農民，1968年，我的機會來了。也是因為要擺脫貧窮，經常有小道消息說，周邊一些村里都在偷偷摸摸地辦小工廠，還賺了蠻多錢。我畢竟讀過書，在當時也已經是知識分子，知道一些社會上的事情，而且也不安分一輩子做一個農民，就去和大隊黨支部書記周祥賢建議。就是在周祥賢的家里，我還有幾名村干部開會了。這是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因為會議做出了一項決定，辦一家小工廠。
　　路線有了，方向卻沒有：不知道應該辦什么廠。對于世世代代的農民來說，工廠是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名詞。村里對我委以重任：到市區考察調研，因為我是知識分子，又是小工廠的積極慫恿者，又是大家公認最吃得起苦的人；還有一點，是看中我腦子活絡，點子多，辦法多，善于交朋友，用現在的話來說，覺得我的情商比較高，到市區找得到關系。
　　我到了上海市區，人生地不熟，不要說后門開不到，連前門也不認得。我想到了旅社，那里住的都是南來北往出差的人，他們會有各種業務信息，我想聽他們說說他們的業務，請他們幫我們界龍村辦廠出出主意，說不定就可以走捷徑。我現在還記得那一年住的旅社，就在南京東路旁邊一條小馬路上的蘭考旅社。也正是在這個小旅社里，通鋪房間里幾十個素不相識的旅客為我當起了諸葛亮。可以這么說，界龍村的第一家小五金廠的設想，就是來自這一個蘭考旅社。
　　路線有了，方向有了，辦法還沒有。一個小小的界龍村，既沒有機器，也沒有訂單，更沒有技術。一個農民想做工人，先要拜師。師傅在哪里？自己去找師傅。那個年頭，一個農民要做任何種田之外的事情，真是難上加難。幸好，我的哥哥當時在市區工作，他住的對面恰好有一家五金加工廠，到現在我連廠名都記得，“建國螺絲廠”，因為這一家廠，不僅僅是在當時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也是我們界龍小五金起步的直接引路人，是我們界龍集團的第一口母乳。
　　螺絲廠就在眼前，但是我沒有任何熟人，開后門的資格也沒有，人家廠長、車間主任也不會睬我這個鄉下人，門房間阿姨將我擋在了廠門外。這時候，我的耿脾氣發生作用了，我一定要想辦法進去，要是眼門前的螺絲廠也進不去，那還有什么廠進得去？我每天就到螺絲廠跟門房間阿姨“軟磨硬纏”，要她們幫忙。一天，兩天，到了第三天，我終于像“愚公移山”一樣感動了上帝。門房間阿姨看我認真，真是要學本事的樣子，就答應我說，等一會廠領導出來送客戶，我幫儂“撬撬邊”。

廠領導送了客戶要回身進去時候，發現了我，阿姨就對領導介紹說，這是貧下中農派來的代表，要來實習。那年頭實習也不簡單，要有廠的上級單位批準，廠領導要我自己去找去手工業局，手工業局我又怎么能夠開得出批準……我真是一路愚公移山，一次次感動上帝，同時也耍了一些小聰明，也“忽悠”了許多環節，終于建國螺絲廠接受了我們界龍的實習。當我們四個界龍青年農民穿上了藍顏色的工作褲走進車間時候，真是要用激動來形容自己的心情。
　　本領一天一天學到了，我的心思也又活了，建國螺絲廠業務很忙，是不是可以介紹一點給我們村辦小五金？有什么事情可以讓建國螺絲廠對我們界龍有更好的印象？也正好在這個時候，建國螺絲廠要組織工人到上海郊區“野營拉練”，在選擇拉練的目的地。聽到這個消息是中午，我在廠里請了假，從麗園路局門路一路走回界龍，我要試一試這條路怎么走最合理，我要看一看這條路要走多少時間。雖然一直在做農活，但是畢竟有30多公里的路啊，走到界龍已經是晚上8點，天墨墨黑了，兩只腳底泡都走出來了。第二天一清早，我回到了建國螺絲廠，去見廠革委會主任，把界龍接待野營拉練的方案告訴他。

革委會主任聽到的是我帶去的接待方案，看到的是我那雙滿是血泡的腳走起來很吃力，感到的是我的誠心和細心。沒多久，建國螺絲廠野營拉練到了界龍，工人階級為貧下中農修好了壞機器，還把加工業務介紹給了我們的小五金。
　　我們的第一筆業務，5天賺了35元，相當于500斤麥子的價錢。這對于界龍這個窮地方來講，也對于還在盛行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的社會壞境來講，都是不得了的事情。也有人一時社員拿不到好處心態不平衡，有人寫信揭發。公社黨委書記在大會上不點名地批評了某一個村走資本主義道路，我還被作為富農的子女被點了名。我們這一家沒有廠名的小五金被貼上了封條，關掉了。在各種壓力之下，我又回家種田了。幸好我的母親一點也沒有責怪我，她安慰我說，我知道你不是在做壞事。
　　但是窮、吃不飽是擺在每個農民面前的事實。所以到了第二年，新任黨支部書記到位后，我們的小五金又悄悄地開張。那幾年，一陣政治運動來，小五金就關，風頭過去又開；春耕農忙來了就關，農閑又開；開開關關，我們自嘲為是“開關廠”。有許多地方的村辦廠，就是因為開開關關傷了元氣，后來一蹶不振。而我一直在想，要是一直種田種下去，界龍人種的田還不夠界龍人吃，只有堅持辦廠，才是出路。盡管小五金開了關關了開，我的決心沒有改變過，我熱情沒有減退過，我的業務也沒有荒廢過。人家說我耿，我就耿到底。就是在這么困難的條件下，我還是走出了一條勇敢者的道路，為之后印刷廠的創建，打好了厚實的基礎。

印刷組：目標不止在鄉鎮，而是屹立在東方

1973年，是我一生中極其重要的一年，我完成了兩件大事情。我的兒子出生了，為了表明我要屹立在世界東方的理想，我給兒子取名為“屹立”；還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們籌建了印刷廠，沒有它，就沒有現在的界龍。
　　歷經幾年開開關關的小五金，逐漸顯露出了發展空間的狹小，已經跟不上我們發展的思路和生活的需要。那一年春節，村里開了一個外出工人回鄉座談會，統計外出工人工種的時候，發現有12個人是在印刷廠工作。我覺得這其中包含了兩個重要信息：第一個信息，印刷是一個比較熱門的行業；第二個信息，既然我們村里12個人在印刷廠工作，而且還分布在各個流水作業的位置，我們自己何不就開一家印刷廠？
　　我就向領導提議開一家印刷廠，領導覺得我分析得有道理，要我負責籌備。于是就打報告給川沙縣工業局。報告打上去之后，我才知道，印刷廠是特別難批準的，因為涉及到了印刷宣傳，涉及到了當時階級斗爭的復雜性，同時還需要公安局和文化局的批準。幾個月后，報告被批準了。讓我哭笑不得的是廠名，我們想成立一家界龍印刷社，被批準使用的廠名是“上海市川沙縣黃樓人民公社界龍大隊印刷組”。當然實際上，它就是一家村辦印刷廠。
　　我在這個印刷組的職務，和在小五金一樣，是業務員兼管理員，沒有廠長，副業大隊長就是印刷組的領導。因為，村辦廠最重要的角色和工作就是業務員和管理員，支部書記和副業大隊長就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給了我負責。辦小五金已經5年了，領導對我比較賞識也比較放心，對我的要求和期待也比較高。我也是對領導發了誓的，一定會把這一個印刷廠辦好。
　　一個以“組”作為規模級別的印刷廠可以在外面接到什么業務？其實還是在要買機器的時候，就深深感受到一個印刷組的寸步難行。按照規定，任何印刷機械廠生產的印刷機是不可以向我們這樣的印刷組供應的，我們唯一的渠道是印刷廠用剩下來的舊印刷機。我也終于通過一個老鄉的介紹找到了渠道，物色到了兩臺腳踏圓盤印刷機，現在其中的一臺已經陳列在我們界龍印刷博物館里。腳踏機看到了，不等于就可以買回來，就是為了這兩臺腳踏機，又經歷了十多個圖章的批文，最后花了700元買了回來，再加上添置一些輔助的設備，村里一共投資了1000元。1973年10月，印刷廠正式開業了。選擇在10月開業是有道理的，10月份田里的生活少了，可以定定心心做一個冬天了。
　　一邊在等十多個圖章的批文，我一邊已經在找印刷業務，要是等到腳踏機買回來再去找業務就是一個冬天浪費掉了。印刷廠的第一筆業務，是為“六六六農藥”紙袋印使用說明，每印一個紙袋的加工費是一厘，算下來一臺圓盤機一天可以賺10元，兩臺機器就是20元。這是印刷廠的第一桶金。
　　20元一天的利潤在當時是什么概念？種田人總是喜歡將農作物來做比較，這才是看得見的，有說服力的。20元相當于4擔麥，也就是400斤麥子。4擔麥從播種到收割，要經歷近半年時間的日日夜夜，到收成時正好黃梅天還要看天吃飯，現在兩臺腳踏機就用了一天的辰光。這是太有說服力了。
　　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選擇的就是包裝印刷，就是我們界龍今天的主打。
　　印刷廠錢是好賺了，但是它需要規模效應，不是兩臺腳踏機就可以對付，還需要有自己的切紙機。當切紙機終于求爺爺告奶奶地買回來之后，又覺得兩臺腳踏機的生產能力不夠了，當新的印刷機費了多方的周折終于買回來后，又對印刷業務的量提出了高要求。新規模新要求不斷地相互產生。還要千方百計地節約人力物力成本。

創建初期有一次接到了一筆業務，是印刷廠的第二筆業務，要求有畫稿，我們先去專業單位，但是他們對這種小生意都要拖很長時間，來不及，我只好自己動手，三天關在房間里，雖然只有三五十個美術字，我用鴨嘴筆一筆一筆畫了下來。印刷廠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一筆生意一筆生意地做了下來。在1978年，我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終于實現了第一筆外銷生意，為上海服裝進出口公司手帕科設計、加工、印刷手帕包裝，而且為該公司增值創匯22萬美元。
　　增值創匯22萬美元的時候，我們這家村辦小廠的先進事跡被上報到中國外貿部包裝局。包裝局的領導實地考察后，內部通報表揚了上海服裝進出口公司改進手帕包裝，為國家增值創匯22萬美元的事跡。我們這個小廠的名聲在外貿領域傳開了。
　　那一家賣給我們兩臺腳踏機的是國營印刷廠，但是誰會想到我們這么一個村辦的印刷組后來的規模業績會遠遠超越它們？當年給兒子取名的時候，確實想過要讓鄉鎮企業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但是那時候僅僅是一個美好的夢想，誰會想到幾十年之后，我們界龍印刷制作的大型畫冊《錦繡中華》有幸成為胡錦濤主席出訪的國禮、并且獲得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印刷復制獎？但是如果沒有當年的雄心壯志，就不會實現后來的夢想。

夢想和新夢想：界龍人的生活，還有世界500強

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從小就有吹笛子和拉二胡的愛好，我有一根笛子，當年還是花了很多積蓄從城隍廟買來的，可以定調，算是專業的笛子。幾十年來，我空下來的時候，總是要把玩一下，不同的年代，它們發出了我的不同的心聲。青年時代，因為家庭出身不好被迫退學，郁悶的時候，笛聲和二胡聲，就像是在發泄自己的憤懣；后來創業辦廠時，笛聲和二胡聲像是在鞭策我激勵我；到了現在，坐下來吹一曲、拉一段，依舊是在寄托我的夢想。
　　改革開放之后，所有的政治束縛沒有了，有的就是一個平臺，是真正的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不管是我個人還是界龍，都踏上了一個飛躍發展的空間。1984年，我擔任了彩印廠的廠長，這時候界龍已經不需要為了一個廠名打申請報告了。1986年，我入了黨，這對于一個“成分高”的人來說，以前簡直就是不能想象的事情；1987年，我擔任了界龍村的黨支部書記，這一個職務我一干就是23年，1995年界龍黨支部升級為黨委之后，我依舊擔任書記；擔任支部書記第一年，就統管兩個廠和一個村，工業農業副業一肩挑。
　　在我責任越來越大的時候，我所遇到的時代也是越來越鼓舞人心。如果說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讓我們界龍從此飛速發展，那么1990年的浦東開發開放，就像是火箭的助推器，將我們界龍送到了太空遨游，讓我們在世界的大舞臺上展現自己的實力。
　　1994年2月24日，界龍實業在上海證交所掛牌，贏得“中國鄉村第一股”美譽；1993年，界龍已經進入房產事業，2001年，我個人獲得“畢昇獎”，這是目前中國印刷最高獎；2009年，界龍集團名列中國印刷百強第六位；2009年，雖然遭受了全球金融風波，但是界龍集團很快走出低谷，全年銷售達到22億元，其中印刷包裝12億元，房產9億元，上繳稅收1.56億元……
　　界龍下一個夢想，就是中國五百強乃至世界五百強。
　　2009年5月，我辭去了界龍實業的董事長職務，由我的兒子費屹立接任，我仍舊擔任界龍集團的董事長。屹立確實具有領導的能力；第二個兒子費屹豪，出生在1979年，那一年我第一次當選為川沙縣先進個人，界龍被評為先進企業，取名屹豪，既有為國家自豪的意思，也有為自己自豪的想法。屹豪在澳洲學習了多年，雙學位畢業后又在澳洲國立銀行工作了3年。去年9月他回國結了婚，又回到我們集團參加管理工作。
　　2001年界龍改制了。改制是一項利國利民利經營者的大工程，結合國家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2001年9月6日，界龍村民代表大會表決通過了界龍改制方案。從此，界龍集團的40多位經營者持股，從以前的界龍村人人有份，到現在的經營者持股，使企業更加有活力，在印刷包裝、房地產、食品等諸多行業，都有界龍的影響力。
　　界龍人的生活，當然也是我作為村黨委書記的重要工作，這也是為人服務的具體體現，我要做一個界龍人精神生活物質生活共富的帶頭人。為了持續增長村民的收入和福利，我們村先對退休工人和退休農民除了正常的退休金1000多元之外，目前平均每人每月補貼503元，100歲以上的老人最高補貼額達到1800元，這對于一個界龍人來說當然是一件頤養天年的大好事情。

另外，我們還將當年收入的資金按農齡和十六歲以上人的戶口給予分利。在精神上，我們還是堅持以文化培養為抓手，界龍村家家戶戶都有家訓詞，我們費家的家訓詞是這樣的：凡我子女，謹守家訓；克勤克儉，以史為鑒；只在天涯，學無止境；尊老愛幼，修身養性，遵紀守法，一介平民；一旦為官，清正廉明；報國為家，我日三省。
　　回想1968年參加小五金創建時，我才23歲，現在我已經是六十多歲了。人家都會說費總，你真不容易，我自己想想也真是不容易。這個過程中遭遇的困難，還有我個人遭遇到的流言蜚語、乃至人生攻擊、生命安全的種種威脅，都是常人難以想象，但是我們堅持做了。作為一個社會背景，只有改革開放和浦東的開發開放，才會有我的今天；作為個人，風風雨雨、甜酸苦辣，只有都嘗遍了，才有今天。
　　有人問我，那么你是憑什么不怕風風雨雨，遍嘗甜酸苦辣？我想說，我這個人是耿脾氣。這一個耿脾氣，就是信念，就是毅力，就是認準了就一直做下去。